参见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上), 《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第30页。
一些地方（例如重庆直辖市）在改革探索中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曾进行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探索，在大中城市的各城区或各县城，在行政服务中心集中由区（县）政府统一受理行政复议案件，这种条块结合、集中复议的机制创新，社会接受程度很高，且未见明显的负面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这次修法加以确定推行。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行政机关的相关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
当然，修法后如采行完全独立的复议委员会制度，复议委仅是中立裁决者，不再是上级行政机关的角色，此争议问题当可顺理解决。二是行政赔偿行为争议。[7] 参见莫于川主编：《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及专家建议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66页。否定意见可参见：王青斌：《反思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16] 参见[美]斯科特·夏皮罗：《合法性》，郑玉双、刘叶深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504页。
这项新规引起了较多争议，肯定意见、否定意见和居中意见皆有，可谓意见纷纭、见仁见智。[18]当然，不能因此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修订前，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不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原则及立法精神、法律价值未必都用条文表现出来，有些可能蕴含于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乃至体现于通篇。[55]借助这样一种较高水平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国民得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获得一个普遍平等而均衡的生存发展的平台。
现行宪法序言可以被理解成对公民社会权所作的具有最高效力的宣示与论证。及至1950年代，社会学家T.H.马歇尔即断言20世纪是社会（公民）权的世纪，至少在北半球是这样的。3.必要的模糊意味着什么 社会权要解决的是每一个个体如何社会化以及如何作为社会的人在社会中有效生存和生活的问题，[28]由此，福利权的内容涉及到公民个人生活及社会化存在的方方面面，内容庞杂而细碎，具体包括就业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社会保障权(包括社会保险、家庭、母亲、儿童和少年受广泛保护和协助)、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权、达到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权、人人有受教育权、参加文化、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等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所以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就社会权而言，现行宪法通过已有规定和新增的修正案，将市场作为基本的实现手段。
[49]一方面，通过市场化的福利改革，福利领域不再简单地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17]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20世纪初期以后，为了缩小不平等、或者起码将不平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制定、修改宪法时，陆续加上了经济生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内容，此表明国家为确保任何人皆能过符合人性的生活之意义上，不得不致力于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干预而开始限制个人自由。T.H.马歇尔进一步引申出，一个社会中所有人要求享有这些条件的权利也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的权利，即成为公民的权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针对民生问题采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措施，并在1978年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社会权，这就需要部门法依据宪法的规定性，具体来展开和完成。
最后一部分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第一部分主要是政府的责任。[6] 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通过税法、劳动法、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缓和贫富分化、保障平民的生存。通过政府指令组织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社会权的享有也是在这一有机整体中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化供给来实现的。
市场成为经济运行以及资源分配的基本手段。总的来说，以国家和政府保障责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是得到普遍公认的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的核心权利内涵。
社会权的诸项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社会条件下，基于不同的关注点被酝酿出来，最终汇成了统一的社会权规定。并且，在权利哲学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学界，社会权经历了很长一段不受重视、甚至被误解的时期，这从其曾被称为自由权、政治权的 远亲、继姊妹即可见一斑。
[21]除了被尊重和保护的基本要求，社会权更高层次的核心是指向国家行为的促成和提供。（一）从国情出发 首先，现行宪法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7] 聂鑫：宪法社会权及其司法救济——比较法的视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54] 参阅现行宪法第十四条。宪法上关于社会权的规定也不例外。[46]人民生活的改善，包含诸多方面，如人均收入提高，弱势群体受扶助，男女平等，免费的初等教育，良好的劳动保障等等，而这些即是社会权的内容。
[56] 信春鹰：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载《中国人大》2010年第19期。第二十二条，国家发展文化事业。
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新的应对方案。[65] 李炳安：社会权：社会法的基石范畴，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9] 我国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混合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政府财政出资的社会救助部分，以缴费为基础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享受政策优惠的自愿补充保险。重民力、保民本、促民利，民生问题构成了对历代王朝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制约。
欲实现社会福利，必然伴随着国家相当的财政负担。这可以说是创制现行宪法的原旨，也是理解社会权理念的支点。发表于《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25] [日]阿部照哉：《宪法（下册）·基本人权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53]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现行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权的本质要求，扶助弱势群体，发展教育事业、医疗、文化事业，保障国民的各项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但是，针对社会权保障所进行的社会领域立法的范围，比目前法律体系意义上的社会法，在含义上要更宽一些。
就此，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那些最需要享有社会权的群体，往往是对社会权贡献最少的群体，这也印证了社会权鲜明的他助性。此外，我们比较宪法中关于社会权的规定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会发现二者覆盖的内容基本一致。
[58] 王维澄：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汇编（第2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现行宪法在序言从人民史观、革命目标和党的领导责任三方面阐述了社会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
[8] 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更将宣言中的社会权规定转化为专门化公约，位列两大基本权利国际公约之首。[64]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颁布，使社会权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人权。要言之，宪法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明确社会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即，实现国民的社会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社会权的实现需要符合国情，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
而这些大政方针本身，恰恰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具体体现。政治权包括公民作为一个国家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如选举权、监督权、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等。
2008年，基本形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社会法已经成为重要的法律部门。四、社会权实现的宪法规定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提炼出基本结论，又将这些基本结论转化为基本原则用以指导未来的行动。
在多年革命后，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又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方有今日之成效。然而，社会法涉及的问题细碎，且很大程度受制于国家财政给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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